| 摘要註: |
這種自以為是的認識，使我對文學理論所做的點滴思考與寫作總是帶著兩個基本傾向，即文化闡釋的現象化和體系思考的教學化。我始終渴望理論的活力在理論所不可迴避的抽象與枯燥中產生出獨特的亮點與魅力，我癡迷於闡述的邏輯、思辨與話語方式，甚至布道式的講解，我相信文學理論有力量將我們從庸常之中再次提升出來，但我只會是這一切的受益者而不是施與者。我深感在文學與文學理論這個宏大世界裏自己的淺陋與弱小，因此我不能不提及在我成長過程中給予我影響與幫助的人。1989年我在北京師範大學進修文藝學碩士生主要課程，得以聆聽童慶炳教授等老師講課；1999年我在北京大學中文系做問訪學者，有幸得到導師董學文教授的指導。他們深邃的思想、良好的人格與嚴謹的治學態度、方法深深影響了我。特別是董學文老師，給予我的幫助是深入而具體的，正是在他悉心指導下，我深化了對某些文學理論問題的認識，從而能夠與他一起完成《文學原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1月版）一書的寫作，可以肯定，這一切在我的生命歷程與治學活動中，已經烙下了深深的印記，值得我永遠感激。 |